译事可谓是接受与重新表达的过程，不是写作，本不可感情用事。但译者毕竟不是机器，在理解与翻译中难免有个人的阐释和筛选，由此确认出原文的主旨、风格及人物形象意义等，最后按此理解落笔成文。文学作品本身是一半成品，在未被阅读之前产生不了意义，同时它的内涵亦是开放性的。译者对异质文化的认识也受制于自身已有的意识。显然有翻译就有译者的个人影响。译者对原文的接受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以自身的文化去感受原文的内涵、情感倾向及风格。译者的作用犹如大众传媒，连接原文与译文的读者，这一连接必定会掺有译者的个人认同及个人感情，纯粹的反映是不存在的。当外来文化(文学）借助翻译最终在另一文化中再现吋，往往已带“地方味”、“个人感受”，或“本国色彩”，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西方学者在译介中国作品时，同样掺有他们的文化因素，以西方观点看待和研究中国文学，用抒情、象征、感伤等西方概念和范畴来概括中国的诗歌，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这是很常见的。而且作品不是只有唯一答案的数学公式。文学作品的不确定性（如：模糊语言）允许多样化的阐释，贬义称之为“误读”，语言带来交流，也带来不同程度的“误读”，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中。

译者在翻译运作中必然强烈地反映出个性，同一作品，不同译者的译文常会有明显的不同，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这个角度讲,“翻译确确实实是一种再创作的艺术”，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证实了翻译的再创作的属性，而且凡创造性的行为都很难规范，倘若行为可规范，能力则不然。而各类书中的“翻译例证”是为学习翻译的人提供模仿范例，犹如学绘画艺术中的临摹练习，旨在为今后打下基础。若只会模仿临摹，最终难成宏才大家。再则语言不像数学那般“须依规矩，才得方圆”，故不可将现成翻译的技巧视为“公式”，死搬硬套。翻译一方面对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译入文化。译入文化选择、规范、强化、排斥，贬低、甚至禁止某一类作者或是作品的译介和流行，在过 去是同空见惯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机制是怎样运行的，也成了当今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