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媒介，长期以来在人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正是通过它，人类社会的交流达到空前的频繁。因而，人们在不断探讨如何完善翻译，总是期望给它定一个最佳的标准，以求一劳永逸。其实，翻译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内容看，在漫长年代大量翻译的主要是佛经之类的宗教文本，到了16—17世纪才开始面向自然科学，之后深入到哲学、社会科学。 随着社会的进步，翻译逐渐渗透到人类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显然，翻译与时代紧密关联，无论是翻译的内容， 还是对翻译的要求，都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变化、不断发展， 翻译是一种“动态”滚动的解读与阐释。因此，探讨翻译不能脱离 时代，不能脱离人们的认识水平、接受水平。

离开时代来谈翻译，把它看成一个一成不变的静止过程，试图给它一条不变的标准，都是南辕北辙，难以奏效的。例如不合时宜的政治抒情诗般的豪言壮语，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对外翻译中还占不少的比例，这种状况会给使用者尤其是对那些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造成这样的错觉，以为当今中国还是30年前的社会状况，还是解放初期或文革时期的生活，这无疑是在给我们自己造就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尴尬”。这种误导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本土文化的读者对于它们所传达内容的理解上会有时间上的距离，有陈旧过时之感，而外国读者对它们的理解不仅有时间上的距离，更有空间上的距离。这种距离感本国读者容易感知，而外国读者则不易理解。一般说来，空间上的距离是跨文化交际中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时间上的距离则是主观上可以克服的。所以跨文化交际翻译应该在缩短 时间上的距离和空间上的距离上下工夫。在跨文化交际日趋频繁，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当今社会，考虑接受者的需要，尤其应该让海外读者了解真正的、现实的中国社会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研究翻译，首先应该研究时代的变化，研究人们的接受程度、理解水平及精神需求等，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确立符合时代的“标准”。人类进入21世纪，步入全球化的国际信息时代，现代科学的发展几乎呈爆炸式、跨越式，成几何级数增长，不同时代赋予翻译不同的理念，不能用过去的习惯，或者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和理解今天的翻译过程。今天的全球化进程赋予翻译一个全新的观念——跨文化交际翻译。每一种文化可以被看作是言说人的存在境域的一套话语，它具有言说世界的自身结构，即文化结构。文化结构对文化中的每一种因素，具有阐释意义、做出规定、进行结构配置等功能，就像语言的结构一样。这就使得同样一种因素，在不同文化的结构中会具有不同的意义空间和位置。不同的文化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它作为言说世界的话语结构不同；同时，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其支配的词汇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这些 即是“文化语言结构差异”。某种文化在与另一种文化模式遭遇，发现异文化结构配置上的意义空间或词汇的丰富时，就会吸收异文化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并不断拓展和创新自己的结构。这就会形成对跨文化翻译的“影响”，即借用目标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来叙述新的文化内涵，因而产生新的表达方式或是反传统的叙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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