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存在着根本上以认知主体的体验认知为基础的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斯坦纳认为，译者的每 一次翻译行为，在一种意义上，是一种取消多样性，将不同的世界图景归于统一的努力，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试图再创造出意义的形式，找到另一种可以替代的说法，并为之找到理由的努力；译者的技艺自身存在深刻的矛盾性：翻译是在准确模拟和恰当再创造的剧烈张力中进行的。哲学家贺麟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这里的 “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体验认知。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相通而无视差异则是片面的，体验认知既意味着“同”又意味着“不同”涉及不同语言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体验性认知活动，体验认知既使得不同语言间的互译成 为可能，也使得这种互译存在着困难。原文文本生成、理解、翻译等过程从根本上讲都以体验认知为基础，翻译定义也应基于体验性认知。翻译始于作为文化背景一部分的语境中的文本，译文文本是原文文本作者意图的语言表达为译者所理解的结果的语言符号化。译者为另一种文化中的读者再构建一个文本。翻译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历史性，还具有创造性。翻译是基于原语文化而在目的语中创作的文本。实际上译者所理解的基于原文的语篇是一种概念整合的结果，原文只是主要整合来源之一，同样译文也是整合的结果，是一种创造性构建。

传统的翻译定义大多数是以意义为基础或者取向的。人们试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适的翻译定义，以体现翻译的共相。然而，实际上，人们对翻译概念的解释，却又呈现多样化。不同的语言社团， 不同的文化系统对翻译的定义突显了翻译过程中多重关系的某一方面。从基本认知图式上看，英语中的translation/translate指“搬运 (to carry…across)”，德语和瑞典语是“施动者把……从己方向另一 方传送（to transfer...in a direction away from the agent)”，拉丁诸语是“施动者把……领过(to lead... across)”，对于汉语、日语和芬兰语，则是“向新的形式或形态转化(to turn, to change state)”。一般而言，传统的翻译定义对翻译中的原文解读重视不够。 

我们可以主要从哲学本体论层面探讨翻译的本质、从翻译的目的和任务层面探讨翻译的界定和从翻译的形式层面探讨翻译的类型。但是，如果我们要界定语篇翻译，这三者是不可能分开的。如果从本体上界定翻译，必然要涉及翻译本体论、翻译的目的、翻译的任务和翻译的形式。我们知道，语篇是一个动态 概念，具有认知性。从内容上讲，译者在翻译中处理的主要是意义。意义的重要性在于译者需要它作为一个具有衡量价值的概念来将翻译过程系统化。认知语言学认为，不存在语篇自主的、客观的意义。意义 是体验基础上主客观互动的结果，也必须依赖体验基础上的主客观互动来理解、表达。意义不是“内容”，而是“地点”和“功能”， 对意义的理解依赖于语篇和语境因素的体验性互动，而这种互动在读者/译者的心智中或者认知世界中实现。语篇就是许多交际因素的交汇，意义是各个因素在此协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