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节选了两部小说的片断，将各种语言的和文化的因素联系到一起，对同性恋话语的翻译进行分析。第一部小说是维达尔(Gore Vidal)的《城市与支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的法译本。法译本中有大量的词汇和语篇的改变：

•贬义词tante/s[直译：“姨母”]，既指具贬义的“同性恋男子”(pansies)，又指具褒义的“女王”(queen);

•短语to be gay[是同性恋]译作贬义的en être (to be of it/them，是 它/他们的一部分），隐藏了其同性恋身份的话语的特点；

•同性恋用语，如perfect weakness[完美的弱点]和screaming pansies [尖叫的同性恋男子]不是没有译出（faible[ = weakness])，就是译作贬义(voyantes[ = showy]，直译卖弄的”)。

因此，总体而言，同性恋的话语特征不是全然消失，就是译作贬义。哈维将上述发现与目的文化联系起来，讨论ー些问题，例如，译文如何尽量少用gay[男同性恋]这ー标示语，进而“反映了法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即不愿承认可以利用身份类别作为政治行动的跳板”，以及当代法国相对缺乏有关男同性恋的理论建树。

哈维分析的另一段文字选自法国作家托尼•迪韦尔（Tony Duvert)的一部小说的美国英语译本。通过这个例子，哈维展示了译者翻译中的增添和词汇选择，是如何強化和彰显了同性恋的特征，将原本嬉闹的场景变成了情色诱惑的场面。哈维认为，译者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可能因为来自支持同性恋创作的美国出版社的商业压力；另ー方面则缘于美国的(次)文化环境；这种环境确保了该书在美国会比在法国更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