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两本著作的主题是论述爱尔兰文学翻译的:迈克尔•克罗宁的《翻译爱尔兰》（Translating Ireland, Cronin, 1996)和玛利亚•蒂莫兹科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翻译》（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Tymoczko，1999a)。

克罗宁(Cronin，1996)不同意尼南贾纳和其他ー些作家关于翻译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因为他们只是“简单地反对欧洲和新世界或欧洲和殖民地”，而且他们忽视欧洲本身“内部的殖民主义”。克罗宁本人特别强调翻译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爱尔兰语与英语在语言和政治方面的斗争上；同时，他还研究历史上的爱尔兰翻译家在其前言、评论和其他作品中如何讨论和表现他们的作品。特別有意思的是，克罗宁从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描述这ー过程，描述翻译在不同时期是如何被用来既为殖民者又为被殖民者服务的。语言在英国人征服爱尔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在第1537号法案的 《英语决议》(English Order)中，它规定爱尔兰人必须说英语。克罗宁用翻译的这种比喻，跟发生在爱尔兰人身上的事作个比较：

文化层面上的翻译---对英语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拥抱——是与地域层面上的翻译平行的，而地域层面上的翻译则以强迫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为其特征。

                                                                                               (Cronin，1996:49)

另ー方面，克罗宁引用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于1596年所写的文字，而斯宾塞支持征服者的强权，却欣赏爱尔兰诗歌的英语译文；这种对爱尔兰文学的英译的欣赏，是与当时爱尔兰人典型不开化的愚昧形象格格不入的。

克罗宁继而又谈到了从其他语言译入英语的翻译，在17世纪如何受到推动，并得到各种新形式的赞助(如教育系统、移民过来的贵族、教会，以及大量新来的定居者），而这种赞助又在经济 上和政治上大大鼓励了英语的使用。在18-19世纪，许多爱尔兰学者把爱尔兰语作品译成英语，目的在于抗衡英国人所持的爱尔兰历史观和文学观，以捍卫自己的文化，这样做，正如克罗宁所指出的，却又反过来助长了英语在爱尔兰的上升趋势。在现今后殖民时期的爱尔兰，爱尔兰语和英语共存，翻译仍然是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