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译者，欣赏自己的巨大差异，肯定她在不断重读和重写中产生的愉悦，因而炫耀她能操纵文本的行为。(Godard, 1990:91)

西蒙还引用了高雯( Lise Gauvin )《另一个人的来信》（Letteres d'une autre)译本里的前言，这本书是由另一位忠实的女性主义译者德•罗特宾尼埃尔-哈尔伍德（Susanne de Lotbinièrne-Harwood)所译。德•罗特宾尼埃尔-哈尔伍德在解释她的翻译策略时颇带政治腔调:

我的翻译实践，是ー种旨在使语言为女人说话的政治活动。我做任何一项翻译的特点是，该译文用尽了所有的翻译技巧，目的是要在语言中突现女性。

         (de Lotbinièrne-Harwood，转引自 Gauvin，1989:9;Simon，1996:15)

西蒙讨论的其中一种翻译策略是，用语言学的手段来处理性别标志。她从德•罗特宾尼埃尔-哈尔伍德的译文中引用了ー些例子，其中用粗体字母e来写one以强调阴性/女性;在人权(HuMan Rights)里，则大写字母M，以昭示一种隐匿其中的性別歧视；用自创新词auther (而不是author)，来翻译法语的“作家”（auteure);以及对名词进行女性人称化，如用英文代词she来应对法语的“黎明”（aube) (Simon, 1996:21)。

西蒙著作中的其他章节，也重新评价了女性译者在历史上对翻译所作出的贡献，讨论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在翻译中存在着的歪曲情形，审视了《圣经》的各种女性译本。在个案研究当中，她对20世纪前半个世纪女性文学的翻译成就进行了总结。西蒙指出，俄国文学的伟大经典著作，最初主要是由一位名叫康斯坦丝•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的女人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她的60卷翻译作品，几乎涵盖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果戈理的所有作品。同样，德语文学的主要著作也是由女性译者翻译过来的，其中包括简•斯塔尔•昂特迈耶(Jean Starr Untermeyer)、韦拉•缪尔（Willa Muir，在其丈夫埃德温[Edwin Muir]的协助下） 和海伦•洛一波特(Helen Lowe-Po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