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当中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不可避免地已将翻译研究从纯粹的语言学分析模式中分开，并把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然而，这种“多学科杂交化的过程”（process of disciplinary hybridization) 并不总是那样简单明了。西蒙在她的《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认同与传播的政治学》（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Simon, 1996)中，批评翻译研究往往好用 “文化”ー词，“仿佛文化是ー种明显无误的现实”。在这方面，比如说，勒菲弗尔早就将文化定义为“ー种文学系统的环境”。

西蒙从ー种性別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她看到在翻译研究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的语言，其中还伴随着支配（dominance)、忠诚（fidelity)、 忠实(faithfulness)和背叛(betrayal)的诸种形象。那种17世纪的“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的形象是非常典型的，法语的种种译文也恰似如此，文字看似十分优美，却处处显得不忠；或者说，乔治•斯坦纳渗于《通天塔之后》中的翻译的男权形象，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女性主义的理论认为，翻译的地位与女人的地位之间是相似而平行的，翻译常常被认为是原文的衍生而显得低下，而女人则长期以来或受压迫于社会底层，或遭贬损于文学之中。这就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要试图“识别和批判那些将女人和翻译都放逐于社会和文学底层的纷乱的概念”。不过，西蒙在其全身心投入的译事计划(translation oroject)的概念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ー观点：

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忠实既不是针对作者，也不是针对读者，而是针对写作计划---一种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计划。(Simon, 1996:2)

西蒙列举了加拿大魁北克女性主义翻译家的例子，这些女性主义翻译家们试图在翻译计划中，强调她们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其中有一位名叫芭芭拉•歌达(Barbara Godard)的理论家和翻译家，则公开声称翻译含有某种操纵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