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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学、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勒菲弗尔有ー个关键的主张:
在翻译过程的每ー个阶段,人们可以看到,假如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本质发生冲突的话,后者往往占上风。
对勒菲弗尔而言,最重要的考虑出于意识形态,此处指的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由赞助机构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方面的考虑则是指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这一切全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勒菲弗尔举了阿里斯托芬的《利西斯塔》中的ー个例子,当利西斯塔要求那位颇具和平象征意味的女人把斯巴达人特使招到她面前时,说道“如果他不愿伸出他的手,那你就取下他的鸟。”
勒菲弗尔列举了英语译文中对“鸟/阴茎”的翻译,可谓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有译成“阴茎”(membrum virile)、“鼻子”(nose)、“腿” (leg)的,有译成“柄” (handle)、“生命线” (life-line)的,还有译成“别的东西”(anything else)的,往往都加以适当的注释。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这些委婉的译文,“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在某一社会某ー时期的那种主导性意识形态”,而它们也“的的确确成了”那些不能读原文的目的语读者的“游戏”。
这种情况同勒菲弗尔所讨论的一位年轻的荷兰籍犹太裔女学生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所记日记情形差不多,这位犹太裔女学生在二战期间曾与家人到处藏匿。安妮最后死于纳粹集中营,而在她家人被逮捕送入集中营之前,她已开始重写她的日记了,希望将来可以出版。勒菲弗尔谈到了 1947年荷兰版的日记,描述了该日记是如何在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的协助下成稿的(或“改写”的),又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修正这个女孩形象的。 比如说,日记中许多有关她性活动的段落被略掉了;而弗兰克日记中对朋友和家人“不恭的”描述,也被删掉了 ;同样遭到删除的还有其他ー些句子,因为句子中涉及ー些人与纳粹德国人合作的事情,正是那些被提到名字的人要求删除有关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