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际的意义转换还必须受共时条件和历时条件的制约。翻译应当适应共时性，也应当适应历时性。前者指多样性和同一性，后者指可变性、演变性。总之，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翻译。

翻译共时观的多样性指同一个历史时期应当容许对同一原语作品的不同翻译，容许翻译的种种地域性差异和文化差异。翻译的多样性产生于译者的不同素质和对原文的不同的审美感应以及智能。首先，具有不同素质的译者可能对同一原语作品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作出不同的“解释”或“演绎"，因而就有不同的“翻译”（或“译式”)。显然，这种基于不同的理解而创造的不同的翻译再现是一种积极现象，它可以使人们在对比中鉴别高低，从而促进对翻译理论和方法论更深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除了多样性以外，翻译的共时观还包含同一性原则。如上所述， 翻译的多样性产生于译者的不同素质，他们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知识水准和技能水准，不同的理论倾向性（即对翻译的原则、技能规范等等有不同的看法）。但尽管如此，他们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必须基本上是同一的，即：翻译的实质性特征是语际的意义转换。离开了意义转换的同一性，翻译的多样性势必失去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价值标准。

翻译的历时性指翻译的可变性（演变性），这种可变性产生于价值标准的变更，而价值标准的变更又常常是历史发展或历史变革的结果。19世纪末严复（1853—1921 )译《天演论》（1898)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 兴起文言文”成了历史的陈迹。20,30年代中国译论中所谈论的“雅”，已经不再是严复当年所倡导的“雅”了。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又发展成“最佳可读性”。80多年来，中国译坛虽然大体仍以“信达雅”为译事楷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三难”之说的内涵迭变，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之不同而演进变化。

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流变不定、莫衷一是的权宜之议，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等看成一成不变、恒定守常的条条框框。翻译的历时性还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翻译理论有稳定的一面，也有“非稳定”的一面。翻译的基本理论概念，如翻译的实质性特征、可译性原则、词类转换法、翻译的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等都是相对稳定的，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其基本内涵及其间基本的相互关系。同时，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绝不能忽视翻译理论“非稳定”的一面。比如，翻译的方法论必然会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化及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等等语言学科的发展研究向前推进而更具有料学性、实用性, 各项方法的运用机制也将得到更充分的揭示及理论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