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个翻译事业的实干家,先后有三百余字的译作问世,而他却没有撰写专门的系统的翻译理论著作,他只是踏踏实实地,认真地做着具体的工作。但长期的翻译实践使他也形成了自己对于翻译的独特见解。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给自己的译文写的前言,后记和一些讨论翻译经验的文章中,是他的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
1.翻译的目的性和功利性
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对巴金来说,都是用来攻击旧制度以变革社会的强有力的武器,都应该为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服务。正因为有着如此强烈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他在介绍与翻译外国作品时,更偏重于作品思想内容的价值,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标准与美学标准。
巴金的译作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革命者的传记和著作。这些人著书旨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不刻意于艺术上的追求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大。但巴金喜欢这些作品,它们是用活人的血写成,它们的价值不在文学,而在所叙述的事实。所以他把这些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希望用它们点燃中国青年的革命信念,激励他们去无畏地进行斗争。他的第二类译作是反映被压迫者的痛苦和反抗,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他翻译了大量俄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包括屠格涅夫、迦尔洵、高尔基等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些作品里表现出的对被污辱被损害者的深刻同情及充满正义的抗议声音打动了巴金。普希金是俄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可对巴金来说,从艺术的高度去欣赏这位诗人是-回事,翻译是另一回事。他只译了普希金写给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一首诗《寄西伯利亚的音信》。 对西欧文学他也是用同样的标准。如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以戏剧闻名于世,他却只翻澤了他的反映人民苦难、揭露统治者的贪婪的童话集。所以,巴金做翻译,只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电话”(《巴金译文选集》序),把別人的作品变成自己斗争的武器。
2.译者的责任感
巴金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翻译家。他曾说:“我希望任何一本书的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要想到他是为着谁在做这工作,倘使他是为着读者译这本书的,他就应当对读者负责,他至少应当让读者看得懂,而且也应该让读者看了觉得好。倘使那是一本坏书,就用不着翻译了。”(巴金,1984:550)他所说的责任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译者应选择那些好的有教育意义的书来译;另一方面,译文语言应自然流畅,以便于读者理解接受原文的艺术内容。
巴金不是为名利而从事翻译,他是为他的读者翻译的。所以他在翻译时,首先关注的是社会效益,希望他的译作成为攻击腐朽的旧社会的武器,希望他的译作被大多数人阅读,并带给他们反抗封建专制的勇气和信心。他的译文语言也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清新地道的汉语,对待翻译,他的态度极为认真。为了翻译的正确性,他经常找几种版本或译本对照着翻译或挑选较好的版本进行翻译。他的许多作品都是这么翻译的,他翻译俄国文学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根据一个标准的英文译本,同时对照俄文原本进行翻译, 如70年代末译《处女地》和《往事与随想》都是如此,因为他的英文比俄文要好。为了提供给读者-个更好的译本,他还不辞辛苦地做重译的工作。为了指导读者正确理解他翻译的作品,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写前言、后记,把作者的生平、思想及他人对其人其作品的较为全面的评价附在里面。总之,他为求拿出符合社会要求和读者需要的优秀译作,体现出了一个翻译家应有的对读者的高度责任感。